2013年5月，常州市某区公安局曾委托当地某司法鉴定所进行司法鉴定，鉴定意见为“亲吻致儿子死亡时患病理性激情；受病情影响对危害行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削弱，但其作案后的自我保护能力较强，故应评定为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但被害人母亲对鉴定意见持有异议。为慎重处理，该局于同年8月12日委托本中心进行重新鉴定。

收到鉴定委托后，鉴定人在审阅全部送检材料后，对孙某弟弟进行了鉴定调查，在细致的精神检查后，对孙某头颅进行CT扫描。经过充分讨论后于2013年12月5日出具了司鉴中心[2013]精鉴字第***号鉴定意见书，鉴定意见为：孙某作案时无精神病，对本案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

（一）接到出庭通知书，与法院确认相关事宜

2014年3月5日，本中心收到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本案鉴定人于2014年3月11日出庭的通知书。鉴定人即与承办法官取得联系，经协商，由第一鉴定人蔡伟雄作为鉴定人代表出庭作证。

（二）鉴定人出庭前的准备

首先，鉴定人调取鉴定卷宗，温习了本案的委托鉴定经过和相关鉴定内容，为接受质询做好充分准备；其次，准备好出庭所需的相关资料：原始鉴定卷宗；鉴定机构《司法鉴定许可证》和鉴定人《司法鉴定人执业证》等执业证明材料；与鉴定相关的专业技术材料。

（三）履行出庭作证义务

2014年3月11日下午，蔡伟雄准时到达法院指定法庭，在法院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在等候区等待法庭通知（该日上午，当地鉴定机构已完成出庭答辩）。进入法庭后在指定的席位就座。主审法官首先核实了鉴定人身份，并要求出示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相关执业资格证，双方当事人对此均无疑义。接下来，法官要求鉴定人宣读鉴定意见，宣读完毕后，法官依次询问检方、被告方（包括辩护律师）对此鉴定意见有何疑问。检方表示无疑义。被告代理律师向鉴定人提出质询：当地鉴定机构认为孙某患有病理性激情，司鉴所“无精神病”的理由何在？

鉴定人答复：相关内容在鉴定意见书的分析说明部分“关于被鉴定人的精神状态”已作充分论证，现特在法庭上再次进行解释。按《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病理性激情的诊断标准共有4条，必须4条均符合才行。而本案被鉴定人孙某，“并不存在有削弱大脑代偿功能与自控能力的脑病史，CT检查亦无脑部形态或功能异常”，不满足诊断标准的第2条；其次，被鉴定人作案当时可能确实存在极难自控的激动或暴怒情绪发作，对孩子死亡的交待多变，口供多变可能有多种解释，如拒不交待真实情况、开脱说谎、生理性激情下对作案细节的遗忘等，意识障碍下的部分遗忘只是可能解释之一。为此，“尽管被鉴定人对孩子死亡的交待多变，但送检材料中缺乏表明其作案过程中存在明确意识障碍的证据”，也就是说，其情况在诊断的第1条是存疑的。基于此，我方认为被鉴定人不符合病理性激情的诊断。辩护律师在借阅鉴定人出具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后，放弃后续提问。

在检方与被告方无进一步质询后，主审法官发问：被鉴定人在押期间接受了心理辅导与药物治疗，其在作案时有无抑郁症之类心理疾病？针对此询问，鉴定人回应称：在鉴定调查中也注意到其弟弟反映，被鉴定人婚后因琐事与岳父母存在一定矛盾，且出现心情不好、睡眠差、消瘦、食欲差、兴趣下降等症状，此类表现确实是抑郁表现，但此类症状程度较轻，对其该期间的工作、生活等影响不明显，症状严重程度尚达不到相关抑郁症诊断标准，只算是心理问题。此后，各方均未再提出疑问。在鉴定人在相关庭审记录上签字后，法官宣布鉴定人退庭。

常州中院采信了本中心的鉴定意见，作出“被告人孙某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判决，被告方未提出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