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某日，周某在步行途径某路段时，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倒受伤，肇事者驾驶车辆逃逸。后周某被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周某股骨颈囊内骨折（右侧），髋部骨折，需行右侧全髋关节置换手术。周某家属向公安机关报案。接警后，警方立即开展调查工作，通过运用大数据比对系统，最终将本次交通事故肇事逃逸嫌疑人锁定为程某。警方向程某发出《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通知其到某交警支队接受处理。

程某前往交警支队投案，并陈述当日案发经过。当日，程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至某路段时，突然有位老太太横穿马路，因避让不及，程某与老太太发生碰撞，致其受伤倒地。程某本想上前搀扶，但因害怕赔偿，便逃离现场。之后，程某让家人到事故现场打听老太太情况，得知其已经被送往某医院救治，便赶去医院，但没能找到老太太。程某表示，现在回想十分后悔，很想和伤者家属见面，赔礼道歉，并积极赔偿。

2021年6月某日，交警支队对此次事故开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确认程某负全部责任，周某无责任。鉴于程某悔过态度良好，愿意积极赔偿，交警支队将此案移送至上海市黄浦区某交通事故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交调委”）进行调解。

受理案件后，调解员当即联系到双方当事人征求调解意愿。在征得同意后，调解员组织双方到交调委进行现场调解。

周某家属表示，根据交管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电动自行车驾驶人程某应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要求程某赔偿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等共计15万元，并提供了医院的医疗证明、就诊记录等相关材料。程某当即表示自己已认识到错误，愿意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好，自己靠跑腿、代别人排队为生，难以承担如此高额赔偿。程某情绪激动，一度难以自控，泪流满面。

面对情绪激动的程某和不愿让步的周某家属，鉴于双方在赔偿金额方面存在巨大分歧，调解员当即决定将双方分开，分别进行沟通。

首先，调解员告知程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三）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结合交警的责任认定书，本次事故由程某负全部责任，程某应当承担周某在此次事故的损失赔偿。同时，调解员表示非常体谅程某的困境，但本次事故使周某遭受了巨大痛苦。不管是从法律层面还是道德层面，程某都应有所担当。调解员建议其向家人朋友寻求帮助，积极筹措赔偿金。

之后，调解员又单独给周某家属做了思想工作。周某家属表示，周某目前治疗已经花费了2万多元，出院后还要进行康复治疗，将会有一大笔开销。调解员首先安抚了周某家属，进而向周某家属介绍程某的经济状况，程某十分后悔，愿意赔偿。但是15万元的赔偿金额远超程某的赔偿能力，即便走司法程序，将来可能也无法执行。同时，调解员查看了周某医疗费用单据，发现在已经支付和将要支付的费用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医保承担的，因此建议周某家属结合实际开销，充分考虑周某的悔过态度和经济条件，适当降低赔偿金额。

通过积极筹措，程某凑到了7.5万元。调解员见状，再次与周某家属沟通。周某家属也看到程某的不易，认可了程某的真诚态度，终于同意将赔偿金额降低至7.5万元。

在调解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签订人民调解协议：

1.程某一次性赔偿周某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等共计人民币7.5万元。

2.赔偿支付之后，双方就本案不再有任何争议。

程某现场支付了赔偿金，向周某及周某家属诚恳道歉，获得了周某及周某家属的谅解，双方握手言和。

案件调解既要坚持合情、合理和合法的原则，又要兼顾客观、理性，妥善处置的精神，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这是本案调解成功的关键。

办案中，尽管肇事方对责任认定没有异议，但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加之缺乏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致使双方在赔偿方面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调解员采取“面对面”“背对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解，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充分考虑肇事方家庭实际，要保证其承担赔偿责任的同时，今后仍能正常生活，倘若因巨额赔偿压垮一个家庭，与案结事了的初衷相违背。另一方面，调解员仔细核实伤者的费用支出，让伤者家属客观计算今后开销，加之耐心细致的疏导、分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双方达成和解。肇事方当即履行赔偿，充分发挥了人民调解便捷、高效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