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某与王某于2014年6月相识，并于当年8月建立同居关系，2014年9月，张某发现自己怀孕，但王某并不想让张某将孩子生下来，并且一直劝说张某到医院做人工流产。2014年12月，张某与王某因孩子的事情沟通无果后分手。2015年5月，张某生下一子，取名果某，由张某独自抚养，而王某从未支付任何抚养费用。张某认为王某是孩子的生父，有抚养、教育孩子的义务。2018年8月，张某代理其子果某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某支付果某抚养费。王某辩称其在收到起诉状后才得知小果的存在，且不认可父子血缘关系。张某代理其子果某申请，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王某是否为果某的生物学父亲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支持王某是果某的生物学父亲。后法院于2018年12月判决王某支付果某自2015年5月至2018年8月期间抚养费9万元；自2018年8月起，于每月十五日前给付某果每月抚养费2600元，至果某年满十八周岁止。

张某因抚养孩子需要大量支出且张某父亲是残疾人，张某母亲查出恶性肿瘤，家庭经济压力巨大，不得不出去工作赚钱养家，平日由张某母亲帮忙照料果某的日常生活。2019年4月，张某母亲被确诊乳腺癌以及疑似癌症转移肺癌，并进行手续及后续治疗，已无力再帮助张某照顾果某，不得已张某只能聘请保姆辅助照看果某。张某在本职工作之外兼作零工，竭尽所能将全部收入用来支付抚养果某成长所需基本费用，以及照料身患癌症的母亲和残疾多病的父亲。迫于张某的实际家庭情况，之前法院判决王某每月支付2600元的抚养费用已明显不足以支撑果某的正常生活。无奈之下，张某于2019年7月代理果某向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王某增加抚养费。

由于张某经济特别困难，其代理果某向北京市朝阳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朝阳区法律援助中心受理了张某代理果某提出的申请后，依据《法律援助条例》《北京市法律援助条例》规定，认为果某符合北京市法律援助经济困难认定标准，因请求支付抚养费符合法律援助事项范围的规定，决定给予法律援助，并指派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马溧、实习律师李青办理此案。承办律师及时与张某见面了解本案的具体情况，以及张某的实际困难，指导张某收集整理相关证据，为本案诉讼做好全面准备。

本案经过两次庭审，王某均未出庭。第一次庭审中，王某代理人辩称王某没有工作没有经济收入，且其名下没有财产，无力负担果某增加抚养费的诉讼请求。庭审前，承办律师向张某了解王某的收入情况时，告知王某大部分收入由其个人账户收支，但张某无法调查王某个人账户收支明细以及实际工作收入情况。故此，承办律师当庭提出调查取证申请，请求法院依职权调查王某自2018年9月至今的实际收入。后法院受理了承办律师的申请，依职权调查王某名下某银行账户收支明细，王某的银行账户收支明细在2018年9月至第二次开庭前收入竟高达百余万元。第二次庭审中，在法官的主持下，原被告双方对王某银行账户收支明细发表质证意见和答辩意见。承办律师发表了以下代理意见：1.王某作为果某的生父，对果某有法定的抚养义务，果某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王某应当支付。2.果某的生活、教育费用日益增加，王某每月支付的2600元的抚养费不能满足果某的基本生活需求。果某要求增加抚养费不仅合情合理，也是法律赋予的一项基本权利。3.王某隐瞒真实收入、其收入很高，对果某提出的增加抚养费请求完全有支付能力。4.张某既要工作，又要照顾果某及患癌症的母亲和残疾多病的父亲，经济压力巨大。

2019年12月31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判决王某自2020年1月起，于每月十五日前给付小果每月抚养费3500元，至小果年满十八周岁止。

    本案是一起非婚生未成年子女要求增加抚养费的案件。本案的争议在于果某日益增加的各项支出，是否有权在原法院判决抚养费数额基础上要求增加抚养费。法律援助承办律师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三十七的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八条规定：“子女要求增加抚育费有下列情形之一，父或母有给付能力的，应予支持。（１）原定抚育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的；（２）因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的；（３）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的。”
     本案中王某作为果某的父亲，对果某负有法定的抚养义务。法院原判决王某支付小果的生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小果实际生活时，果某要求王某增加抚养费合理且合法，增加抚养费的请求法院予以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