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行为治疗是由心理学家A.T.Beck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一种有结构、短程、认知取向的心理治疗方法。与传统心理治疗方法不同，CBT强调“以问题为中心”“以行动为导向”，主要聚焦于患者不合理的认知问题上，通过调整患者对自己、他人或对事物的看法与态度，重新构建合理、积极、适应性的想法，引导患者正确地评价自己和客观事物，同时学会发掘资源、寻求帮助，以积极应对方式处理问题，进而改善情绪问题。

（一）基本情况

陈某，女，24岁，未婚，高中文化程度，2014年在一次朋友聚会中开始接触毒品，从此吸毒成瘾。2022年5月29日因吸食海洛因被公安机关抓获，送至陕西省女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两年。

陈某入所后，对戒毒所规范严格的日常管理极不适应，对日常教育矫治活动有抵触情绪，性格孤僻、敏感易怒，经常与其他戒毒人员发生口角，严重影响戒治秩序。

经个别谈话，民警了解到，陈某童年时父母早逝，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家中还有两个姐姐，由于家庭为其提供的支持和保护较少，她遭受过歧视和不公平的对待，有过被周围小孩歧视和欺负的童年经历，对陈某性格塑造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对陈某进行心理测验，结果如下：SCL—90测试结果，总分174，因子分：人际敏感3，抑郁2.7，焦虑2.8；进一步运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进行测试，测试结果为：SDS粗分为57分，标准分为71分；焦虑自评量表测试结果，SAS粗分54分，标准分为67分。

（二）心理及行为分析

通过查阅档案，对陈某进行心理测评、个别谈话等方式多方了解后，认为陈某是由认知偏差产生的人际关系冲突和行为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1.非理性认知：陈某在与他人相处过程中通常有受害者心理，认为“大家都看我不顺眼”，经常觉得受到了不公平对待和歧视。这些非理性信念导致了她异常的行为和情绪反应，想要通过争吵、辱骂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获取公平的地位和权利。

2.人际关系较差：由于陈某认知歪曲，又缺乏纪律意识、规则感，导致陈某经常和其他戒毒人员发生矛盾，造成事实上的“大家都不喜欢她”。如此恶性循环，使得陈某常常被“孤立”。

3.情绪控制能力较差：陈某极容易发怒和委屈，“一言不和”就吵架，情绪反应强烈、夸张且持久，陷入情绪漩涡后很难自己平复。

（三）方案制定及实施情况

1.通过沙盘游戏、“我的自画像”等活动建立关系，缓解情绪，个案概念化

陈某具有很强的防备心理，民警通过日常的个别谈话较难了解陈某的真实想法，只能通过沙盘游戏、“我的自画像”等活动来与陈某建立信任关系并收集资料。

“我的自画像”活动中，从陈某自画像来看，整体比较大，头和躯干不成比例。头很大，表明陈某认可自己的智慧。但是五官模糊不突出，表明陈某性格上比较退缩和自我防卫度较高。耳朵用红色描画，特别突出，表明陈某对于批评很敏感。未画出手指，表明内心有焦虑和无力胜任感。自画像没有脚，表明陈某不稳定，或缺乏定位，或有退缩倾向。

在沙盘游戏中，陈某对民警笑着说，她是老虎，日常是一只病猫，有人欺负的时候就是母老虎，她希望可以和大家和睦共处，可是“大家都不喜欢我”。通过几次共同游戏和活动，陈某逐渐降低了对民警的防备心理。

2.探索核心信念，进行认知概念化，绘制并解释认知图示

从第一阶段收集的资料可以看出，陈某不想主动惹事，但因为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所以不得不以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根据认知行为疗法理论，思维影响情绪及行为。陈某最常出现的一个自动思维是“这件事不公平，她们欺负我”。民警通过“想法追踪术”，运用核心信念探索表，让陈某做填空练习，对陈某的核心信念进行探索并图示化，直至理清了陈某的思维逻辑和认知结构。

由于陈某童年有过被欺负和歧视的成长经历，其逐渐形成并强化了最基本的核心信念“我不受人欢迎”“别人都想伤害我”，并自我假设“如果有人批评我，就是歧视我，就是不喜欢我”“如果我发起反击，我就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这些信念导致了一系列非理性的自动思维、情绪和行为结果。

例如，当民警批评陈某教育作业完成差，陈某不会反思自己的不正确行为并进行改正，而是立即出现自动思维“其他人完成得也不好，队长为什么只批评我，队长不喜欢我，是在针对我”。从而出现委屈、愤怒的情绪，并通过与队长顶嘴等行为进行自我保护。

陈某看似极具攻击性，但其真实的目的是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民警通过图示向陈某展示了她的这一认知模式，陈某表示认可。在民警的帮助下，陈某探索出了自己的核心信念，以及核心信念是怎样扭曲她对情境和事件的认知，进而影响到她的情绪和行为。

3.运用苏格拉底产婆式辩论术，矫正陈某的非理性认知

在清楚陈某的核心信念和常见自动思维后，民警在第三阶段采用苏格拉底产婆式辩论术，对陈某的非理性信念和思维进行辩论，以帮助陈某建立理性的认知。首先，民警和陈某确认容易引发陈某负性思维的情境。陈某认为，最容易让自己受刺激和不愉快的情境是被他人指责，每次被指责都让陈某觉得自己被欺负，没有人喜欢她。民警与陈某针对情景运用下列问题清单对该思维进行评估、反问和辩论。

（1）支持“别人欺负我”的证据是什么？反对这个想法的证据是什么？

（2）有没有别的解释或观点？

（3）我认为别人欺负我，对我有什么影响？我改变我的想法对我有什么影响？

（4）如果是我的朋友或其他人处于相同的情境，我会对他说什么？

（5）我可以做些什么改变？

通过这些问题的评估，陈某认识到，自己这一“想法”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就拿各位民警来说，自己犯错的时候民警会批评，但是也会批评其他犯错的戒毒人员；自己生病的时候，民警也很关心自己。同组的戒毒人员也并非都不喜欢自己，组长在陈某与他人发生争执时会拉住陈某，耐心倾听陈某的想法，并提出建议。在亲人里面，奶奶很关心自己，逢年过节都做好吃的饭菜等自己回家。

民警向陈某解释，她陷入了“以偏概全”的思维陷阱，陈某找出来的这些证据有力反驳了所谓的“大家针对自己”的观点。针对别人批评她时她会认为是欺负，民警帮助陈某构思另外一种合理的替代解释：“大家只是想指出你的错误，帮助你改变，而不是欺负你。”民警鼓励陈某：“如果你一直相信大家是在欺负你，那么你会一直觉得受到伤害，进而用非理性的手段进行自我保护，导致自己的人际关系变得更差。但是如果不这么敏感和具有攻击性，其他人也许会更加友好，更加喜欢你。”

民警还与陈某对其它容易诱发她过激情绪和行为的情境进行了讨论，让陈某认识到，自己对有些情境的理解和认知是非理性的，影响到了自己的情绪和行为。陈某愿意尝试做出一些改变。

4.制定行为改变计划并实施

在陈某认识到自己的认知歪曲后，民警与陈某共同探讨改变的措施。如果陈某遇到让自己暴躁和冲动的情境，先运用呼吸放松法平静情绪，然后运用民警在上一阶段面谈中列出的问题清单，对自己的自动思维进行评估和辩论，再采取行动解决问题。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陈某有反复，民警也予以接纳、包容，与陈某共同分析原因并鼓励她继续坚持。逐渐地，陈某遇到事情能够先思考再行动，大大减少了与其他戒毒人员的冲突次数。

5.链接资源，构建陈某社会支持网络，提供持续支持

在探索出的陈某的核心信念中，陈某有一个强烈的信念是“没有人喜欢我”“别人都想伤害我”。这源于陈某从小受到的真诚的关爱较少，而更多地体验到被欺负、被歧视的经历。虽然不能马上改变陈某的核心信念，但是在陈某生活的环境中，让陈某体验到更多的关心和爱，有利于减弱陈某对这一核心信念的坚信程度。

民警积极链接资源，一方面召开戒毒人员大会、分队会，要求戒毒人员在日常戒治生活中和睦共处、互帮互助，共同营造一个积极向上、团结友爱的戒治氛围，叮嘱陈某所在分组的组长多关心陈某，在与陈某有关事情的处理上多以真诚、平等的方式沟通；另一方面，民警主动联系陈某的家属，与陈某家属交流陈某在所表现，请家属多关心鼓励陈某，让陈某能够感受到家人的爱。同时，民警经常安排陈某参加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帮助陈某更好地融入戒治环境。这些努力促进了陈某与周边环境的良性互动，推动了陈某的改变。

（四）教育矫治效果

通过多方努力，陈某的行为改变计划实施情况良好，与其他戒毒人员争执明显减少。通过核心信念信任程度评估表评估，陈某对“别人都看我不顺眼”“大家都想害我”等信念的相信程度降低，而愿意相信有很多人关心我、爱我。

陈某在面对容易引发自己不良情绪和行为的情境时，能够冷静处理情绪，理性思考，逐渐建立了正面积极的认知模式。人际关系情况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不再时刻具有攻击性，变得更加和善，戒治积极性提高，能够积极参加各项教育矫治活动，其他戒毒人员对其接纳度也有所提高。

（一）对戒毒人员的教育矫治重在突出“以人为本”，要求民警针对戒毒人员特殊的身心问题，采用“面对面”“一对一”的心理疏导、情感沟通、思想影响等帮教方式，促使戒毒人员朝着一个身心健康、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的方向发展。

（二）运用认知行为疗法，民警要像剥洋葱一样，将戒毒人员的内心一层层剥开，直至探索到戒毒人员的核心信念，让戒毒人员感受到深度的共情，从而卸下防备，愿意去努力和改变。在这个过程中，民警在不同的阶段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在探索核心信念的阶段，民警扮演一个教育者，指导戒毒人员学习认知行为疗法的治疗模式，引导戒毒人员自己去探索、去发掘自己的内心，让戒毒人员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非理性的信念、扭曲的思维方式，产生改变自己的动力。在行为改变的阶段，民警是支持者，鼓励陪伴戒毒人员一直坚持。

（三）民警是资源链接者，积极联络戒毒人员的同伴和家人，为戒毒人员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戒毒人员在民警的教育、引导和支持下，通过努力，不断提升人际交往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人格得到了进一步修复和完善，从而更好地融入戒治环境、增强戒治信心、努力回归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