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绪是对一系列主观认知经验的通称，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体验以及相应的行为反应。情绪在生理反应上的评价和体验，包括喜、怒、哀、乐等几种。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亦有稳定不稳定之说。一个人的消极情绪处理不当往往会带来严重后果。

本案戒毒人员张某就是由于家庭环境、成长经历的负面影响，形成了不良的情绪应对方式。遇事容易冲动，也容易暴怒，虽然个体也能够意识到情绪不稳定的后果，但还是经常遇到挫折就发怒，给场所安全稳定和戒治生活秩序带来一定的挑战。

在教育矫治过程中，我们发现张某身上的诸多问题，包括情绪管理问题，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和正确的情绪管理指导，帮助其学习应对不良情绪的技巧，引导张某学会沟通、学会改变、学会自我反省，实现成功转化目标。

一、个人信息

戒毒人员张某，男，1992年生，安徽省蒙城县人，小学文化程度，未婚，无固定职业。2018年12月因吸食毒品被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决定强制隔离戒毒2年。

二、成长经历

张某来自安徽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很小的时候，其父亲就因为贩卖假币被判入狱十年。张某在没有父爱环境下成长，自卑心理严重，自我保护意识强。由于缺少家庭管束，自由散漫，不好读书，小学时成绩就较差，读到初中一年级辍学在家。在社会上游荡时，结交了一群不良少年及社会无业青少年，很快学会了抽烟喝酒，干一些偷鸡摸狗、敲诈勒索的勾当，经常在酒吧或KTV与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喝酒唱歌。在毒友唆使和自身好奇心驱使下，张某开始吸食冰毒并逐渐成瘾，最终于2018年12月被公安机关决定强制隔离戒毒2年,2019年3月送夏阳强制隔离戒毒所执行强制戒毒。

三、家庭背景

张某小时候的家庭经济条件、教养环境、成长经历都较差。母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村妇女，父亲贩卖假币被判入狱十年。在这样一个几乎类似单亲的家庭环境中，家庭对其疏于管教，关心更是少之又少。恶劣的家庭成长环境使张某在童年、青少年期间感受不到亲人的关怀，放任自己，混迹社会，寻找所谓的“温暖”。

四、现实表现

戒毒人员张某入所时戒治态度不端正，少言寡语，脾气比较暴躁，遇到事情不会控制情绪，容易与人发生争执、冲突。

（一）敏感多疑、心胸狭窄。张某入所后经常因为琐事与其他戒毒人员发生争吵；同室戒毒人员谈论中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张某就认为是在背后说他坏话，随即上去骂人。

（二）报复心极强。只要自己吃亏了，或是认为主管民警的教育让其不舒服，就会做出一些极端事情给大队民警“搭节目”，让民警感到头疼。

（三）错误的认知。张某入所以来始终信奉用拳头说话，只要自己比其他人更狠更凶，别人就不敢欺负他。这种错误的认知也造成了张某与其他戒毒人员关系紧张，不能和睦相处。2020年2月，与同组室戒毒人员为一点小事发生争吵，情绪瞬间失控，企图用板凳攻击对方。

（四）固执、自我中心。张某心中认定的事，他人再怎么解释他也很难再听进去；主管民警苦口婆心的教育有时也很难纠正他头脑里固有的观念。

五、原因分析

（一）成长环境不良。初中辍学后，开始经常出入不良场所，结交的“朋友”几乎都是不务正业的“小混混”，不仅对于张某没有正确的引导帮助，也将张某带上了一条歧路，文化水平不高，加上自身好逸恶劳，毕业后辗转于安徽、广州、上海等地，打零工，打散工，赚多少，用多少，出大于入，与一些狐朋狗友经常混迹于酒吧或KTV之中，生活没有保障。

（二）存在一般心理问题。心理矫治中心采用了艾森克个性测验，对张某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了测试。经测量，张某量表中的精神质原始分为14，标准分为85；内外向原始分为13，标准分为60；神经质原始分为19，标准分为70；掩饰程度原始分为5，标准分为25。张某的测试指导意见为典型的情绪不稳定，对各种刺激反应都过于强烈，情绪被激发后很难在短时间内平复下来，非常容易紧张、焦虑、发脾气，很难与他人正常交往，容易与人发生冲突，睡眠不安，容易出现各种身心问题，具有冲动型人格倾向（一般心理问题）。

根据民警观察和心理测试结果分析，张某遇事容易冲动，容易暴怒，事后也能够意识到行为冲动的后果，主要是情绪管理不当，或者失控造成的。

六、教育矫治的难点

（一）认知因素：张某从小就与社会闲散人员混在一起，认为只要“胆子大、拳头硬”，就可以为所欲为做到横吃萝卜竖吃菜，靠敲诈勒索弄钱。把此次涉毒被抓看做是运气不佳，没有戳到灵魂内心深处。

（二）性格因素：张某性格自私、偏执，情绪控制能力差，遇事易冲动，不计后果。且好面子、崇尚暴力，即使知道自己有错，也不愿意承认，在所内极易与其他戒毒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可能出现危害场所安全的风险较大。

七、矫治方案及实施

根据以上分析民警制定了以情绪管理为主的矫治方案。在全面实施心理评估、行为评估的基础上，科学分析张某的个性特征、心理特点和行为习惯，根据其自身特点制订针对性的教育矫治方案，再由民警负责实施。

从改变认知方面着手，调整张某的错误认知和固有的非理性观念，以克服其多疑敏感、固执和自我中心的认知缺陷。调整张某错误的认知，促其认识到自身认知存在的问题，接受并服从警官教育，学会用合理的方式方法处理戒治生活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完善张某的个性，在与人冲突当中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让自己的行为表现更健康。

与张某共同分析遇到挫折、困难的处理方式。分析了投入戒治生活以来遇到的各种情况以及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让张某了解这些事情发生背后的缘由，帮助张某学会控制自己的愤怒情绪，缓解紧张的人际关系。

鼓励张某主动体会不同观念对自己情绪和行为产生的不同影响，自己与自己的非理性观念进行辩论，改变其不正确的认知观念。

强调关爱可以消除地域歧视和狭隘观念。由于张某是从外地到上海生活时间不长，语言障碍、生活习惯等问题，造成感觉上的被歧视、被欺负。对其加强身心关爱，以无条件关心改变其“人与人之间都是交易”的错误认识，让其知道关爱，学会感恩。

鼓励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体验助人快乐。通过心理学知识对其进行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开展认知教育、行为教育，让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男人，要有担当，有抱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做一个对家庭、社会有用的人。

经过一个阶段的谈心教育，张某的各方面表现都往好的方面转化。在疫情防控封闭式管理期间，张某报名参加大队的 “创业工坊”劳动项目，积极主动，表现较好。在遵守所规队纪方面，他与同大队及组室的戒毒人员关系明显好转，数月未发生争执打架的行为，并渐渐服从民警的管理。

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是开展教育矫治的基础。在教育矫治初期，张某阻抗较大，不配合管理给戒治干预带来较大困难。随着张某自我防御逐渐减弱，其对民警的接纳度和信任度越来越高，教育矫治也逐渐达到预期效果，可见，良好的信任关系对于有效开展教育矫治工作非常重要。

教育矫治过程与日常管理配合是关键。施教中没有匹配相应的日常管理，那教育的效果将大打折扣。两者相辅相承，目标一致，才能发挥教育最大效应。张某的情况，如果大队民警不重视，也会因为发生新问题或被环境因素刺激导致情况更加恶化。

经过八个多月的教育矫治，张某对自己违反所纪队规的行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戒治的积极性明显提高，未发生重大违规违纪行为。能够正确处理与戒毒人员的关系，能与同室戒毒人员进行正常的沟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