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作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人质情结、人质综合征，是指被害者对加害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这种情结造成被害者对加害者产生好感、依赖，甚至协助加害人。

戒毒人员黄某（化名）19岁开始吸毒，父母劝其戒毒无果，最终与其断绝关系，仅和姐姐偶尔联系，后结识一名40余岁中年男子。尽管该男子以“爱”的名义将其禁锢家中多年，期间经常对其施加暴力，有时两三天不提供食物（但会给其提供毒品），但她还是将该男子称之为男友。几年后，该男子被公安机关抓获，黄某感觉丧失生活意义。

入所初期，黄某反应迟钝，动作迟缓，无法融入戒治生活。她在周记里写着这样的语句：“总是有死人、跳楼等画面在脑子里。”“父母不要我，他也被抓了，身边的人也排挤我，不知道活着是为了什么。”“常常有声音在不断地喊我”；并出现咬舌自伤行为。

对此，大队立即启动橙色预警，联合心理矫治中心开展心理危机干预。第一，确定问题。将黄某带至医务室进行检查，确认其舌部只是轻度破皮并进行消毒处理后，心理咨询师通过远程视频的方式，联合省精神病院专家对其进行诊断。经会诊，专家开具医嘱：黄某须服用精神类药物。第二，保证安全。大队将黄某作为重点关注人员，更换两名性格开朗、心思细腻的戒毒人员帮带，要求做好密切看护和劝导，确保黄某无其他过激行为。第三，给予支持。鉴于黄某的精神状态异常，责任民警没有因其自伤行为批评她，而是安抚黄某，关心其身体状况。本以为会受罚的黄某感到非常意外，当时就答应民警一定努力不再做傻事，但是有些念头和行为，她自己也控制不住，希望民警帮助她。第四，提供应对方式。责任民警通过个别谈话，让黄某把民警视为自己的家人，有任何想法不要一个人扛，一定要告诉民警，民警会帮助她。第五，制定后续干预计划。心理咨询师通过与黄某深入交谈后，发现了新的情况：黄某虽被囚禁三年之久，但在后期有机会逃离却未逃离，甚至依赖着该男子，认为平日生活中虽然挨过打，但是中年男子还是爱着她的，她还将该男子称为男朋友，在男子被抓后，她感到彻底丧失了生活意义。心理咨询师判断，黄某当时不仅有急性精神障碍的症状，还存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如何对黄某做出有效的干预，必须结合黄某后续的戒治情况制定个性化方案。第六、得到承诺。虽然在第三步过程中就获得了黄某会努力不做过激行为的承诺，但是民警和心理咨询师都很清楚，黄某精神还处于异常状态，不具备自控能力，仍需对其密切关注。

针对黄某的情况，大队研究制定个性化戒治方案：一是与黄某家人取得联系，做好沟通，务必获得家人帮教；二是帮助黄某接受被强制隔离戒毒的现实，适应环境，踏实戒治；三是通过心理治疗帮助黄某消除斯德哥尔摩综合征，重燃生活的勇气；四是帮助黄某缓和与父母的关系。

说服家属帮教。由于黄某服用精神类药物需要戒毒人员家属知情同意，故由戒毒医疗中心医生与黄某父母联系，告知此事，黄某父母对来电非常警觉，误认为又是黄某行欺骗之举，当即表示早已与黄某断绝关系，有任何事情不必再找他们。戒毒医疗中心医生和大队民警遂与黄某姐姐沟通，经过多番联系，黄某姐姐开始相信民警，也向民警讲述了黄某儿时成长经历和吸毒史。最后，黄某姐姐前来签下黄某服药的知情同意书并表示愿意帮教。

帮助适应环境。黄某在得知姐姐愿意帮教后，心情有所好转，能遵从医嘱服药。责任民警获知姐姐家境清苦，不能给予经济支持，故密切关注黄某生活日用品的使用情况，定时发放生活日用品。同时，安排同省籍戒毒人员李某进行同伴帮教。李某平时遵规守纪，也是班组长，在李某和两名帮带人员的带动下，黄某逐渐开始参与班级活动，进行简单的康复训练和康复劳动。

改变错误认知。黄某经一段时间服药后，情绪状态逐渐稳定。民警通过个别谈话和个体咨询，对黄某进行干预，让黄某认识到她所谓的男友用铁链将其禁锢在家是违法犯罪行为，给其提供毒品的行为非但不是对她好，反而是害她，而给其提供食物和水只是想维持其基本生存而已，根本不是真正的关心和爱。心理咨询师还运用影视疗法，给黄某播放《初恋50次》《金婚》《父母爱情》等经典影视作品，让其体会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最终，黄某认识到那个中年男人并不是爱自己。与此同时，责任民警发现黄某乐感很强，形容姣好，喜欢唱歌跳舞，于是鼓励黄某加入大队的文艺小分队，之后，黄某的状态越来越好，药物也逐渐减量。

缓和家庭关系。黄某对父母的感情很复杂，既怨恨父母对其不管不问，又渴望得到父母的关心关注。民警通过《跪羊图》等一系列的感恩亲情教育，让黄某反思自己常年吸毒，对父母一味索取从不付出，已经对父母造成严重伤害。黄某对自己从前自私自利的行为感到非常后悔，于是每月亲情电话都坚持打给父母，即使父母从不接听，也依旧不放弃，并定期写信回家，向父母汇报自己的思想和现实表现。民警也积极帮助黄某联系父母，主动联系当地社区上门对黄某的父母开展工作，告知黄某的戒治表现和状态，让其父母看到黄某戒毒的决心。加上黄某姐姐的助力，黄某的父母最终被黄某的转变所打动，接受了黄某。

民警的关心帮助、心理咨询师的干预疏导、同戒的帮带助力、家人的包容接纳形成的巨大合力，促成了黄某的积极转变，逐渐找回了自信，找回了生活的勇气。在各项教育戒治活动中，她都积极报名，认真排练；康复劳动中也能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用自己的双手换取劳动报酬；当有新的戒毒人员入队时，黄某还会用亲身经历告诫她们，要相信政府、相信民警。黄某解除强戒那天，大门口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含着泪，不远千里来所接他们的女儿回家......

当前我国禁毒形势相当严峻，吸食合成类毒品人员日趋增多，吸食人员因滥用毒品导致急性或慢性精神障碍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如何做好该类特殊群体人员管理教育工作，是目前戒毒场所面临的重大难题。戒毒人员黄某的案例就让民警深有感触。

黄某由于常年吸食苯丙胺类毒品导致急性精神障碍，又因其特殊经历导致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情况相对其他精神障碍类戒毒人员更为复杂。当其出现过激行为后，心理危机干预小组对其判断较为准确，心理危机干预方法得当，尤其是后期将消除不良表征的工作重点放在重塑该员的爱情观和增强其自信，效果较好。黄某的案例虽然是特例，但是对自我否定、感觉丧失生活勇气的戒毒人员的戒治仍有借鉴意义。如何帮助此类戒毒人员建立正确的认知，尤其是帮助建立对自我的正确认知，发展个人潜能，建立积极的心态，是戒治的关键。

家庭支持对精神障碍戒毒人员来说至关重要，良好的家庭支持系统是精神障碍戒毒人员成功戒毒的重要因素，同时，民警为修复其家庭关系做出的努力也深深触动她们，有利于增进对民警的信任。当该类戒毒人员真正信任民警时，她们会发自内心想要戒毒。而药物治疗仅仅是精神障碍类戒毒人员戒毒治疗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是戒治的终点。民警在日常管教中要做实做细，以专业的知识技能去引导她们，从生活点滴中关心她们，才能真正激发该类人员自身的能量，使其找到生活的希望，回到正常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