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毒人员袁某，男，37岁，小学毕业后打工，已婚，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袁某于2012年因寻衅滋事判刑1年，2016年8月因吸毒被公安机关决定强制隔离戒毒2年， 2018年6月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转为社区康复，但一直未报到。之后，袁某怀疑妻子有外遇且儿子是妻子与另一男子李某生育的，因此与妻子打离婚官司，期间儿女随妻子住在其岳父家。2019年1月，袁某驾车到岳父家想抱走女儿，但妻子及其家人不同意，产生冲突，当地公安部门介入。袁某不配合民警工作，驾车驶离，途中车辆爆胎，被随后而至的警察传唤至派出所接受询问调查，所驾车辆因无证驾驶被拘留。因为在他的毛发中检测出甲基苯丙胺成分，所以袁某第二次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送山东省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执行。

袁某怀疑有人在背后打击报复他，对第二次强制隔离戒毒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抵触行为和报复心理，情绪不稳定，抑郁、焦虑并伴有失眠症状。同时，袁某双上肢受过外伤，留有疤痕，右手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不能外展，部分习艺劳动项目无法正常操作，劳动康复积极性较低。

根据以上了解的情况，戒毒所警察对袁某制定综合教育戒治方案，分别制定出目标和措施。短期目标及措施：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进行与戒毒相关法制教育，促使其接受被强戒的事实，适应强戒环境，缓解抵触情绪。中期目标及措施：为其解决相关的现实问题提供指导，进行心理干预，缓解抑郁、焦虑情绪，加强对自己的认知，逐渐形成正确的归因方式。长期目标及措施：学会自我认识和自我分析的方法技巧，并能主动的完善自我，克服自卑心理，以自我的成长促进行为方式的改变，最终戒除毒瘾，恢复或再建新的家庭。

根据心理测量结果分析原因。袁某的SCL-90测试结果显示其突出症状是敌对和偏执症状，伴有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焦虑问题和轻度的躯体化、恐怖、精神病性症状；《抑郁自评量表（SDS）》测试标准分65分为中度抑郁；《焦虑自评量表（SAS）》标准分67分为中度焦虑。结合其个人经历和入所后的现实表现，袁某在思想、心理和性格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如下：思想包袱重，精神压力大，“绿帽子”的羞耻感、自卑感强烈，担心别人知道后笑话他；思想复杂，抵触警察管理，对强制隔离戒毒决定不服；态度偏激，存有报复心理，对妻子和警察心存怀疑；所外情况复杂，家庭关系紧张，车辆被扣留、女儿与其关系疏远，家庭情感支持极少；抑郁、焦虑，情绪体验深刻并有失眠症状，精神状态差；除双上肢及右手受过伤外，无其他疾病。

出现以上问题是袁某自身人格特点、家庭社会因素和特殊的场所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自身人格特点是造成袁某以上问题的内部原因，也是根本原因，这些原因袁某本人大多意识不到。袁某性格多疑、偏激、固执，法制意识淡薄，存在归因偏差，自利倾向明显，缺乏家庭观念，第一次强戒后不思悔改，把问题归因于他人，不能反省自身。家庭社会因素是诸多问题的外部原因、直接原因，属于诱发因素。袁某自述妻子与一男性有不正当关系，他私下留取儿子的毛发去做亲子鉴定，鉴定结论否定亲子关系。此结论引发是以上问题的导火索，离婚打官司、子女抚养问题以及后续的无证驾驶和二次强戒接踵而至。特殊的场所环境是造成袁某某些问题的重要原因。强戒场所的强制性会强化以上两因素所致的敌对症状，初入戒毒所面对陌生的环境不适应，会增强其短期的抑郁、焦虑情绪和人际敏感水平。综上，袁某排除器质性病变可能，有良好的自知力，知情意协调一致，排除精神病性问题；内心冲突由现实问题引起，属于常性冲突，排除神经症性问题；抑郁、焦虑情绪已泛化，持续时间2个月以上，社会功能受到一定影响，可能短暂失去理智控制。根据以上初步确定袁某的问题属于严重心理问题，大队将其确定为重点关注人员。

根据袁某的个人情况和制定的戒治目标，将整个戒治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三个阶段是根据侧重点不同而划分的，在戒治时间、措施和方法上并没有绝对的划分，如尊重、共情等咨询方法贯穿于整个戒治过程。

第一阶段：建立咨询关系，促其适应戒治环境。

1.积极关注。心理咨询师认真倾听袁某叙述自己这次强戒的经过，在此过程中保持尊重和共情，平等、安全、信任的咨询氛围让袁某慢慢打开心扉，谈话的问题越来越深入，袁某开始愿意讲真话、说实情。

2.开展法治教育。在心理咨询关系确定后，进行法制教育。重点在于讲解吸毒检测除尿检外，还有毛发检测，袁某毛发检测结果有甲基苯丙胺成分，不管是否是被人打击报复，吸毒是事实，本次被强戒合法合理。袁某承认自己第一次强戒解除后吸过毒，为此深感后悔，这次强戒根本上还是自己吸毒的结果，不能完全归因于别人。

第二阶段：解决现实问题，缓解焦虑情绪。

1.适度关注。在第一阶段的谈话中发现袁某自尊心特别强，十分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害怕被人关注。针对此情况，大队对袁某采取适度关注的原则，除他自己主动要求外，尽量避免单独与其谈话，可以在关注他人的同时顺便和其交流。

2.行为指导。在个别谈话中鼓励袁某关注当下的现实问题，当发现车辆被扣留、未年审问题是当下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时，情绪立刻变差，心理咨询师现场指导其控制情绪，分析问题。启发他意识到由现实问题引起的焦虑，可以通过解决相应的现实问题来解决。随后几天袁某利用亲情电话和他的亲属沟通，由其亲属帮助解决了机动车的扣留和年审问题。

第三阶段：心理干预，发展兴趣爱好。

1.心理干预。一方面，采用强化矫正模式进行归因训练，即当袁某在分析事情做出归因时，对于其作出的积极归因及时给予强化，促使他形成积极的归因风格。另一方面，根据袁某上肢的情况安排适宜的习艺劳动项目，同时安排其参与餐厅卫生的打扫工作，该工作需要与四五人合作进行，可以培养他与人合作的意识。

2.因人而异，发展兴趣爱好。针对袁某喜欢唱歌和读书的情况，确定以唱歌帮助袁某舒缓压力和焦虑情绪，以阅读和思考作为引导他学习相关的知识的途径。一方面选择健康积极向上的歌曲推荐给袁某，允许其在打扫餐厅卫生的时候小声哼唱；另一方面，选择有关情绪调节和人际关系的书籍推荐给袁某，阅读中有什么感想或疑惑可以和心理咨询师交流。最终目标是借助袁某的兴趣爱好实现其自身的良性发展，当不良情绪发生时能够正确地化解处置自己的不良情绪，逐步实现自我控制、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在戒治过程中定期对袁某进行测试评估，分别于2020年的4月、6月和8月进行了三次SCL-90、SAS、SDS测试,其中第一次测试是采取系统的戒治前的测试，作为效果评价的对比依据，第一次测试数据的解释前文已有叙述，不再赘述。

总体戒治效果用SCL-90总分的减分率评估，减分率=（矫治前总分-矫治后总分）/矫治前总分，一般认为减分率≥50%为显效，减分率≥25%为有效。用SCL-90各因子均分评估各项症状的矫治效果，以SAS、SDS的标准分作为评定焦虑和抑郁症状的程度。

第二次测试的减分率为35.41%，说明戒治措施有效，但总分超过160、总症状指数大于2、阳性项目数仍超过43项，心理仍偏离正常（见表1）。

具体表现在各因子项上，此时袁某的躯体化、强迫、焦虑、恐怖和精神病性因子均分都低于2，表示这些症状皆已控制在正常状态，人际敏感、抑郁、敌对和偏执因子均分虽有降低但都超过2，表示这些症状虽有缓解但仍困扰着袁某（见表2）。SDS标准分63分仍属中度抑郁,SAS标准分54分表示焦虑症状已由中度变为轻度（见表3）。

第三测试的减分率为46.23%，说明矫治措施有效，总症状指数低于2，阳性项目数低于43项，总分接近160，但心理还是偏离正常（见表1）。人际敏感、抑郁、敌对和偏执因子还都大于2，表示各项症状相较于第二次测量并无质的改变，只是主观体验程度上有所降低（见表2）。SDS标准分58分，表示抑郁症状已由中度变为为轻度,SAS标准分49分表示焦虑症状已缓解（见表3）。

总体而言，袁某的心理问题已由严重心理问题转变为一般心理问题。袁某逐渐接受强戒的现实、适应了戒治环境，表示愿意积极参与戒治活动和习艺劳动。躯体化、强迫、焦虑、恐怖和精神病性症状均已缓解，但人际敏感、抑郁、敌对和偏执状况仍处于轻度到中度状态，夫妻关系仍然紧张。袁某的敌对主要是敌对思想和敌对感情，并无敌对行为，敌对的对象已经不包括警察，主要是对妻子和李某。

一是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十分重要。戒毒警察既是管理者又是咨询师，而管理者的身份不利于咨询师与戒毒人员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要利用好尊重、共情、倾听等心理咨询技术，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从而全面掌握戒毒人员的状况，使戒治措施更具针对性，这一点是教育戒治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

二是测验分数的解释需要慎重。袁某第一次测试的许多指标都很高，如果单纯以分数判断其心理问题可能是神经症，但结合袁某入所前的经历和测验时的情境，可知其心理问题并非神经症。

三是严重心理问题戒治的复杂性和长期性。戒毒人员因吸毒引起的人格缺陷、强戒前已经存在的重大问题、不良的家庭环境等许多因素会使戒毒人员的心理矫治变得复杂。袁某在人际交往中的“绿帽子”自卑感和不良自我暗示造成是其人际敏感的主要原因，而自卑感和不良自我暗示的缓解需要更长时间。袁某的偏执症状主要是由其性格造成的，性格的改变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已经缓解的症状因为相似的原因可能会再次出现，因此像袁某这类严重心理问题的戒毒人员需要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