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某，男，1982年9月出生，39岁，辽宁省人，小学学历。2015年8月30日，王某在其工作某俱乐部后厨内因工作琐事与被害人发生口角，遂持尖刀将其颈部捅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当日被抓获。2016年12月7日因故意伤害罪被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附带民事赔偿31116元（未执行）。现在天津市河西监狱服刑。

（一）入监以来现实表现

王某自入监以来，表现出强烈抗拒改造的心态和行为，曾以在群犯中煽动消极改造言论、扬言轻生自杀等方式威胁干警，望图谋求所谓的“自由空间”“舒适改造”，被及时发现并制止。多次教育无效，无法融入正常的集体改造生活。

疫情期间报请无期徒刑减刑为有期徒刑，因未缴纳民事赔偿且日常改造表现差而减刑受挫，加之减刑从严相关政策，自感减刑无望、刑释无期，遂产生轻生念头，被值班民警及时发现，采取果断措施，未酿成后果。

（二）案例原因分析

主管警察从多方面收集王某信息，查找分析其思想根源。

1.成长因素

王某成长于一个离异再组家庭，自幼缺失家庭温暖，母亲和继父宠溺再组后的次子而对其疏于关心和照顾，更使之过早辍学，16岁外出务工，过早背负家庭负担。格格不入的家庭氛围和寄人篱下的成长感受，使王某心生愁怨、心理压抑，性格出现偏执缺陷，遇事冲动莽撞，易钻死胡同、走极端。

2.社会因素

过早接触社会，且文化水平低下，在不能正确明辨是非的情况下，结识社会闲散人员，过上小偷小摸、挥霍享乐的得过且过生活，且沉溺其中无法自拔，信奉暴力和金钱，养成好逸恶劳、贪图享受、不劳而获的心性。

3.心理因素

入监之初，监狱即对其进行了心理测试，经COPA-PI测评：王某有很高的掩饰性和戒备心理。对周围世界持明显的敌视和排斥态度，与人交往多采用回避拒绝的方式，很难信任他人和打开心扉，刚愎自用，固执己见，对前途充满悲观失望。在人生观、价值观、意志力、性格等方面有别于社会主流群体，对环境适应能力差，自我定位模糊，很难正确去面对和接受。

（三）教育矫治难点

1.亲情帮教存在阻点

实践证明，亲情帮教是唤醒罪犯心底良知、善念回归、提高改造质量的最有效的方法举措之一。但从尝试与王某家属电话联系和接触来看，该举措存在阻点，无法成为主攻方向。其继父一直以王某入狱为耻，拒绝对其接见和接听亲情电话；其母亲常以身体多病和路途遥远为由，婉拒接见，且对王某的民事赔偿事宜采取回避甚至回绝的态度。入监五年来王某仅有一次与弟弟的亲情接见，且在接见期间因争吵而提前结束，同时在他犯珍惜亲情电话时长的时候，他通常很少主动拨打，接通后也会提前挂断。也无家书往来。事后个别谈话教育，王某反映冷淡，自述跟家里“没什么好说的。”

2.三观重构存在堵点

王某性格属于固执偏激型，冲动鲁莽，不计后果，缺乏对自身行为的正确认知和评判，法律意识淡薄并置若罔闻，且随着年龄增长而长期固化，使其三观重构推进慢、难度大，需耐心细致，循序渐进，充分利用氛围对品性熏陶的正向作用，引导其正确看待监狱，看待自己刑期，融入集体生活，在改造中形成正确的道德行为准则和法纪观念。

3.引导自省存在难点

王某对服刑改造具有较高的抗拒性，且头脑灵活，善钻空子，在转化过程中要做好定期评估和分析，预防“假积极”“伪改造”。同时从王某抗拒改造到实施轻生准备的过程来分析研判，可以发现，其曾经因好逸恶劳望图“舒适改造”通过抗改措施争取更宽松改造空间的行为，既是转化难点，但也是突破的切入点，恰恰反映出王某入监之初的轻生念头并不强烈，扬言轻声只是其争取空间的手段。以此推测，疫情期间减刑受挫产生的轻生念头，更有可能是“家里不帮补交民事赔偿”和“减刑政策从严”这种心理落差和冲动性格使然所致的应激倾向，要充分把握这一转化优势。

（四）采取的主要措施

1.畅通情感宣泄渠道，构建初步信任

因缺失爱而渴望被关怀是童年受挫者典型的心理特点，从细致观察王某偶尔对他犯在劳动、生活、学习中互帮互助投去的艳羡目光可见一斑，而且因不合群而导致心中积郁长期无处宣泄，容易再次滋生安全隐患。为此，坚持“有事谈、没事也谈、天天都谈”的原则，持之以恒加强个别谈话教育，注重话题的主动权和引导性，辅以日常对其生活的人文关怀和对其心理的危机干预，及时进行情感宣泄和心理疏导，通过长期的坚持，使之从“不想谈、被动谈”向“条件反射谈、主动来谈”进行转变，从而与主管警察间建立初步的信任关系。同时，安排有过类似童年受挫经历的罪犯利用共情引发“同改”间的共同语言。双管齐下打开心中积郁的“闸口”，也为引导王某回归正常的集体改造生活和重建情感依靠打牢基础。

2.加强“家”的氛围营造，重构情感维系

亲情缺失、情感缺陷是引发王某轻生念头的主要因素之一，想要削弱直至消除轻生倾向，这一点是必须迈过的“关口”。一方面“解铃还须系铃人”。加强与其家属的沟通，由警察搭桥缓和二者之间的关系，使王某重新感受到亲情力量的支持，从而重新构建情感依靠；另一方面“围魏救赵，曲线救亡”。以“家”为核心理念的“一监一品”，将王某安排在改造积极且团结互助的监舍内生活，利用群犯积极向上的氛围力量感染其内心，引领他积极参加监区组织的各项文娱活动和心理拓展训练活动，在互动和竞技中逐步感受到他人的善意和团结的意义，继而以监区为家、以集体为荣。

干警以王某喜好的书目和影视剧为切入点，在感观体验上向有利于教育转化的方向加以引导。譬如《西游记》：孙悟空在西天取经中历经身心的磨砺才彻悟，而决心痛改前非，终成人人敬仰的“斗战胜佛”；《朗读者》：超脱米夏和汉娜两代人之间的忘年之恋，追寻作者对自己内心的拷问、对自己民族的拷问、对二战历史的拷问，以整部小说这个自我拷问的舞台为契机，学会审视内在罪恶根源、反躬自省救赎之路的方法；《老人与海》：一个老渔夫与海搏斗的故事，却揭示了人类共同的命运。让内心住进一个“狮子”，使自己敢于去面对，勇于去拼搏——“人可以被消灭，但不能被打败”——更不能被自己（性格的缺陷、轻生的念头等）打败……诸如此类，通过这种方式在长期的“伴读”“陪读”中形成亦师亦友的“书友”关系，在心得共享、感悟解读、情感共勉的情况下深化王某对警察的信任，在“书香”和“书友”的帮助下找寻自我、反省自我，在监区“家风”的熏陶下，感悟他人对自己的关怀与帮助，继而在其内心中重新构建情感维系和心理支撑，弥补缺憾，削弱轻生观念，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3.激励引导自我认可，根除轻生观念

王某在俱乐部打工期间，虽是后厨师父，但经俱乐部舞台表演的长期耳濡目染，对舞台如何布置、组织、筹划和主持等都有一定的了解和心得，偶尔的上台救场或才艺展示，使其具有比较丰富的舞台经验。基于王某的这些长处，监区每次的节日联欢会、改造心得分享会、演讲或知识比赛等活动，均安排其策划主持或表演参赛。在个人与集体的互动中，加深集体对个人的认可，从而引导王某强化对自我的认知，增强改造信心。

根据费曼学习法，为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不是成为“学习者”，而是成为“教授者”。对此，针对国学文化、思想道德、普法宣传等日常教学讲座，在监区警察宣传教育之余，会选树罪犯代表结合自身改造经历和学习收获，围绕相关教育主题再次对群犯进行讲授，持续巩固学习成果，推进成果转化，加速他人认可向自我认可转变的心理过程。其中，就包括王某。在周而复始的潜移默化中，使原来社会化过程中的缺陷得到弥补，错误的社会化思想和行为得以纠正，使爱党爱国爱民的品质、遵纪守法崇德的品格渗入其内心，直至装满、升华。

而在此期间，主管警察充当的是“教练员”身份，帮助其备课和传授讲课技巧，进一步巩固二者之间的信任关系，加深情感依靠向情感依赖的转变，继而放下戒备心理，使后续矫治措施的实施更加顺畅，达到攻心治本的效果，从根源上消除轻生观念。

4.挖掘劳动改造效能，走好救赎之路

“在民事赔偿方面，家庭无法给予足够支持，那何不用自己脚踏实地的双脚走好这条悔罪、救赎、新生之路？”利用劳动积极的奖励机制积攒罚金或民事赔偿所需金额，是四监区引导罪犯积极参加劳动改造的有益尝试。特别是针对家境困难无法给予支持的罪犯，例如王某。使之从思想上转变抗拒劳动、畏惧劳累的心态，变“要我劳动”为“我要劳动”，以此实现劳动改造的功能性回归，让王某在劳动中加深对劳动的认知，产生团结、协作、自立、自信等正面效应，从而改进好逸恶劳的习性、增进自食其力的能力、推进“再社会化”的进程，争取早日减刑，早日回归社会。

通过持之以恒的攻坚转化，王某在后续的服刑生活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不择手段寻求安逸空间的抗改者、离群者，亲情疏离减刑受挫的自闭者、轻生者，到如今监区文娱活动的“开心果”、教学课堂上的“最逗讲师”、劳动日产超额10%以上的“优秀标杆”。王某的教育转化案例，既是运用传统教育改造手段碎石化顽的努力成果，也是在传统之上取精创新的有益尝试。通过对本案例的分析，总结得出以下几点思考：

（一）要做好亲情帮教的可行性分析。“亲情帮教”激发改造动力的功效固然不可忽视，但不是转化的唯一手段和途径，不能盲目使用而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应充分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特别是针对亲情帮教无效化的情况，要及时转变思路，寻找替代方法。

（二）要充分挖掘传统教育手段效能。个别谈话教育、劳动改造、文化改造等传统手段因其周期长、见效慢的特点，容易被误解为“多余”而疲于应付或功利心态。但正如中医之中的“辨本施治”，要在长期“服药”中达到一定血药浓度才会起效，而且是治本疗心的稳定药效。所以要引起重视，常抓不懈，并因人施教，不照本宣科。

（三）要精准把握罪犯在改造中的主体作用。以激发自我改造内生动力为目标，抓住案例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以及人性和心理的普遍规律，循循引导，紧盯罪犯有实现自我价值需求的本性，将被动改造转变为主动改造，从而充分发挥罪犯自我认知、自我认可的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