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某，男，35岁，上海人，离异。2012年8月17日因故意杀人罪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于2012年10月9日入监服刑，系《刑法修正案（八）》颁行后监狱收押的首批死缓限制减刑罪犯。张某犯罪手段残忍、性质恶劣，入监后自杀未遂，与同犯打架违纪并在民警处理过程中妄图自伤自残。张某还因刑期较长、疾病缠身而改造信心严重不足。

（一）犯因分析

1.成长过程：张某出生于上海乡郊，幼年时期比较贪玩，初中毕业后闲散在家。

2.家庭关系：对张某影响较大的是2006年至2008年间的家庭变故。2006年，张某母亲和岳母相继住院手术。张某上有老下有小，深感经济压力巨大。情绪越来越差，和妻子吵架似乎成为释放生活压力的一种方式。张某和妻子在2008年协议离婚。

3.社会经历：张某与妻子离婚后，在2010年底朋友的一次聚会中认识了有夫之妇罗某，二人很快发展为情人关系。2011年9月28日晚，张某与罗某在公园约会时被其朋友周某用摄像器材跟拍，张某将周某杀死。

（二）入监改造表现

张某入监初期自杀未遂，民警询问自杀动机，张某扬言：“再问这个问题我就死给你看。”张某在一次劳动过程中因琐事与同犯打架，民警处理过程中张某突然拿出藏匿于袜子中的铁片妄图自伤。由此，民警通过观察、谈话、多方信息收集，逐步掌握了张某高度狱内危险性的原因。

1.狱内人际关系不适应

张某自入监以来，改造处于压抑状态，情绪低落，缺乏明确目标，改造的大多时间以独处的方式度过，无法适应正常改造生活。张某对此的解释是：“我吃自己的官司，其它一切与我无关。”张某独处是交往受挫所致，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张某刚进监狱时有意与同犯套近乎，同犯却安排他很多小组公共劳役，张某因此感到被戏弄了，认为与其被差使，还不如躲得远一点少与同犯交往。

2．心病沉重，封闭自己

张某封闭自己还有另一个原因：张某犯罪涉及有夫之妇罗某，张某担心自己的犯罪过程被他人打听、传播，造成对自己的不利影响。为此，张某干脆将自己伪装成喜欢独处的人。张某敏感、多疑，不善与人交往，对他犯的排斥又使自己更加孤立，不伦之恋加重了其自我防御心理，导致其自我封闭的产生。

3.疾病缠身，服刑信心不足

张某年纪不算大，但多种疾病缠身，患有浅表性胃炎、颈椎和腰椎间盘突出等疾病，入监不到2年时间多次至卫生所就诊，2次至南汇总医院就诊。张某腰椎间盘突出导致手脚麻木，影响劳动，担心影响改造成绩。加之张某是死缓限制减刑罪犯，释放时的年龄将超过60岁，张某担心自己疾病缠身，回归社会也将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因而在日常改造中心事重重，服刑信心不足。

4.对民警缺乏信任

张某认为是被害人跟踪自己女朋友，继而提出要挟才导致人命案件的发生，自己其实也是被害人。张某尽管在书面认罪悔罪材料中承认全部犯罪事实，但对判决又表露出极大不满。张某对判决的不满情绪影响到他对民警的信任，张某说：“我的案子给你（民警）说了也没有用，你们都是吃公家饭的，不可能为了我的事情多费力气。”张某对民警的不信任，导致他在改造中遇到挫折自我消化，而不是求助于民警。

（三）心理行为表现

1.习得性无助

经监狱心理健康室联系，复旦大学和乐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老师为监区暴力犯进行心理问卷评估，民警委托老师对张某重点评估。老师对张某的总体评价是“慎重”：“和其他罪犯相比，张某在回答问题时总要花很长时间，思考的比较多。”民警在日常观察中同样发现，张某不是一个直抒胸怀的人，有很强的不安全感。老师问民警为何对张某这样重视，民警说张某是个很自闭的人，他的犯罪具有一定被动性，心理防御比较强。

有研究认为，孤独的人在社会互动中更容易对未来产生悲观预期，许多孤独的人缺乏基本社交技巧，难以与他人维持长久的友谊，甚至容易让人产生敌视。张某的表现在心理学上被称作“习得性无助”，这是一种在长期紧张、焦虑和挫败感中产生的心理、行为退缩，在日常改造中自我压抑，给人一种刻板冷漠的表象；但其内心又极其敏感脆弱，好似一座火山——外表安静但内部岩浆翻滚，当外部震动超出一定承受能力就会引发剧烈喷发。民警进一步了解到，张某很多自杀的想法都产生于与同犯的矛盾冲突之后。

2．恶逆变

恶逆变，指被害人在不良心理支配下，促使被害人从心理到行为的逆向变化，亦即从被害者向施害者方向的转化。依据该理论，性格软弱、敏感且控制力弱的人是恶逆变犯罪的高发人群。有一种暴力犯往往性格被动，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较为隐忍，但会实施突然且极端的暴力行为，人们常说的“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就是恶逆变的典型表现。

张某属于被动型暴力犯，性格敏感脆弱，当长久的压抑无法得到宣泄时，会在情绪波动、情感扭曲下实施极端暴力行为。例如，张某患有颈椎突出疾病，颈椎怕风吹。一日，张某与同犯付某因风扇调节发生纠纷，风速调小后双方不再争吵，但张某隐忍了二个小时后突然起身击打付某，并在执勤民警处理过程中妄图自伤。张某对打人行为的解释是：“我已经忍了二个多小时，脖子被风吹得酸痛，实在忍不下去了才去打他。”据此可以判断，张某情绪在隐忍的二个小时中发生了恶逆变。

（四）教育矫治的难点

张某的狱内危险性源于长期的习得性无助倾向，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当挫折感和不良情绪长期蓄积后，恶逆变又助推了危险行为的发生。恶逆变能量向外部释放时，引发的结果是狱内违纪；恶逆变指向内部时，导致的结果是更为严重的退缩，甚至自伤、自残、自杀行为。

（五）矫治方案

1.以循证为基础的类型化矫治

在暴力犯矫治过程中，一般将类型化矫治与个别化矫治相结合，通过类型化排摸矫治因素，以个别化促进重点对象矫治。对此，监狱对不同类型暴力犯的犯因性因素进行排查，选取了气质、情绪、离家年龄、前科劣迹、被害人关系、被害人过错、认罪态度、危险程度、违纪情况共计9项最具典型性和区分度的犯因性因素进行类型间的对比分析，提取每一类暴力犯的犯因性特点，并将其作为最佳证据，引导监狱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矫治的“靶目标”。例如，被动型暴力犯神经质得分较高，对小的挫折有较强的情绪反应，容易兴奋、愤怒或抑郁；内外向水平低，人际交往的被动性明显，易于产生孤独、自闭、谨慎等表现；与被害人密切程度较高，说明被害人以熟人为主，暴力行为具有很强的情绪激化作用；由于被害人具有一定过错，所以该类罪犯的认罪悔罪态度较差。

张某属于被动型暴力犯，民警运用群体动力作用，将张某置于被动型暴力犯中加强共性教育，如将其置于小班化教育中，主要讲解“刑法修正案（八）”、限制减刑、犯罪过程中犯罪人与被害人互动关系及责任分担、暴力犯罪危害、现身说法等，使被动型暴力犯认罪悔罪态度得到整体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张某对限制减刑的认识得到端正，认识到“少杀长关”的意义，说：“我的犯罪尽管被害人具有一定过错，但毕竟杀人偿命，能够活下来就要珍惜自己，努力改造。”

被动型具有人际交往不良倾向，为此，民警开展心理团体咨询对其进行矫治。通过角色体验代替说教的矫治方式，让成员在角色承担中加强体验；理解各种角色的关系，体验到团体或个人的良好关系是在共同承担分享中形成的；促进成员新的认知和行为的形成。经过四次活动，张某以自我为中心的思考方式得到很大转变，与同犯交流增多，情绪得到放松。例如，在活动过程中，张某主动扮演被挑衅一方，他克制情绪，但又不回避问题，与挑衅一方积极沟通，最后通过寻找民警帮助的方式解决问题。张某说：“我过去认为找警官是无能的表现，很多情况会压制自己忍过去，忍不过去就爆发。其实有事就应当找警官解决。”通过心理团体咨询，张某和其他被动型暴力犯懂得了基本的化解冲突方法。

2.音乐矫治活动

为了让暴力犯在教育过程中掌握情绪放松方法，学会接纳和包容他人，体会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监区在心理健康指导室和乐颖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老师指导下开展暴力犯音乐矫治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张某与其他暴力犯一起参与“音乐——心灵沟通的桥梁”、“音乐——田纳西舞”、“音乐——身体传递的力量”等主题教育，通过民歌演唱、打击乐器伴奏、音乐冥想、身体打击乐等活动，增强非语言信息的感受性，提高节奏感、愉悦感、肢体协调能力及人际交往能力。每次音乐矫治活动后，张某依照布置的作业进行思考，与民警和指导老师一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为期3个月的音乐矫治活动，张某情绪得到了放松，与同犯和民警互动的情况逐渐增多，逐步从封闭的自我走向开放自信的自我。

3.积极就诊，树立生活信心

张某服刑期间反映睾丸肿胀，民警为其安排卫生所就诊，然后又送其至监狱总医院进行更为详细的检查。在前往监狱总医院的车上，张某说自己腹部不适，希望民警能够向总医院医生提出腹部检查的请求。如张某所愿，进行睾丸B超检查后，又进行了腹部B超检查，医生问张某：“你以前查过胃镜吗？”张某说十多年前查过。医生说：“你这次来的正及时，这次给你登记，下次过来时空腹进行胃镜检查。”事后张某有些后怕地对民警说：“我过去有事都是自己闷着，现在知道有事要找警官，感谢您及时为我安排检查。”张某患有颈椎疾病，希望能够申请家属带一只颈托进来，在民警的帮助和一系列程序审批后，张某如愿带入颈托，颈部疼痛得到缓解。经过一系列事情，张某确立了对民警的信任，有事不再闷在心里，而是通过民警协调解决，习得性无助的不良心理和行为模式逐步得到纠正。

4.消除减刑困惑

张某系死缓限制减刑罪犯，刑期长，对减刑政策十分关心，总是担心自己由于身体原因影响劳动，继而影响减刑。张某的顾虑是因为他听到同犯讲，监区的徐某和荆某同为死缓犯，但徐某因为劳动影响了减刑。张某因此服刑压力很大。民警了解情况后，将该情况进行了澄清，消除了张某的疑虑：尽管徐某比荆某服刑日期早一个月，但二人只差9天，在上报减刑中属于同一批次，并不存在徐某延迟上报减刑的情况。经过民警的调查和讲解，张某后悔自己偏听偏信，敏感多疑，张某对民警说：“没想到这件事你如此上心，为我了解情况，现在我了解了真实情况，以后就是要有事找警官。”

（六）预期矫治目标

1.根据张某狱内危险性的存在模式及产生原因，矫治方案运用循证矫治理念，在信息排摸、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取导致狱内安全问题的因素，以这些因素为靶目标进行有针对性的矫治措施。

2.针对张某具有长期的自我挫败体验和习得性无助特征，教育矫治主动出击，帮助其克服多疑、焦虑、自我挫败等问题，树立改造信心，防止由恶逆变引发的狱内安全事件。

3.针对张某被动型暴力犯特点，在团体心理咨询方法中构建积极心理特征，帮助体验良性互动技巧，形成积极主动的人际沟通方法。

4.针对张某刑期长、身患疾病的情况，帮助其解决服刑过程中的实际困难，防止狱内危险性行为的发生，增进其对民警的信任，促其步入正常改造。

（一）张某与民警建立了信任关系

过去，张某对民警疑心很重，对民警谈话采取回避态度。曾经在一次电话中让父亲通过“百度”查询“锂基脂”对身体的影响。电话结束后，民警就此询问张某，张某闭口不言。如今，张某就诊后主动询问民警血液指标“中性细胞偏高”是什么意思，在民警的帮助下消除疑虑。曾经是通过电话询问父亲，对民警闭口不谈；现在是主动询问民警。张某的变化说明对民警建立了信任关系。张某过去对录音笔非常抵触，只要见到录音笔，谈话就很难进行下去。由于增强了对民警的信任，张某现在能够坦然面对录音笔谈论成长经历、犯罪过程、家庭关系等较为隐私的问题。张某对录音笔由拒斥到接纳的变化，表现的是对民警执法工作由抵触到接纳的转变。

（二）张某讲述自杀未遂的前因后果

张某入监初期自杀未遂，民警需要掌握起因、经过、结果的全部细节，为安全防控打牢基础。但在前期教育矫治过程中，张某对此讳莫如深，闭口不谈。经过一系列教育矫治活动后，张某感到只有民警能够真正帮助他，解决它所遇到的困难，继而讲述新收入监自杀未遂的起因及过程：张某入监后，正值《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际，监舍罪犯对限制减刑议论纷纷，有的说最少执行时间为25年，有的说30年，还有的说35年等等，张某越听脑子越乱。一次在车间劳动时，张某发现地上有一只铁片，便将铁片藏匿于塑料杯底带至监房，幸被民警及时发现才避免重大狱内安全事件的发生。从回避谈论自杀未遂到讲述全部细节，体现的是张某对民警防御、猜忌心理消除。

（三）张某靠拢政府，揭发犯罪线索

张某在逐渐信任民警，靠拢民警的过程中，主动向民警揭发自己掌握的犯罪线索。张某曾在上海大众汽车公司工作，公司在内部员工购车方面有优惠政策。于是，有不法分子通过伪造相关票据和证章的方式购买、套取多笔购车优惠，总金额达上百万元。张某将此犯罪线索写成一千余字的书面材料后递交民警。揭发犯罪线索表明张某树立了改造信心，通过依靠民警和政府的方式积极改造，而这正是每一名罪犯稳定改造的基础。

2014年8月，张某死缓考验期满，民警为张某上报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的减刑材料。接见过程中，张某要父亲买二瓶茅台酒存放到他出狱的时候喝。张某母亲接见后对民警说，儿子过去情绪消沉，总是要死要活，现在像换了一个人，儿子在监狱服刑是放心的。

通过对张某的教育矫治工作，民警深刻体会到：做好教育矫治工作，不仅要有耐心，还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发现罪犯所具有的问题，制定有针对性的矫治措施。口头教育往往过于单薄，最好将教育活动贯穿于矫治活动中，通过矫治活动使罪犯获得体验，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民警可以将罪犯个别教育置于群体活动、特别是类型化的矫治活动中，利用群体动力调动罪犯个别教育的积极性，促进个体矫治。应当将个别教育与分类改造更好结合，既通过分类改造深化个别教育，又以个别教育加强分类改造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