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资料

吴某，男，1979年出生，湖北监利人，小学文化程度，抢劫罪，被判处14年，2003年10月入监服刑，捕前无业，未婚。

（二）个人成长史

入狱前吴某父母均健在，家中兄弟姐妹七人，吴某居老三，自幼玩劣，小学三年级后便在社会上游荡，家庭经济不宽裕，使吴某一直到入狱，都对物质极度渴求。入狱后无会见。

（三）精神状态

无感知觉、思维、记忆、智能等障碍，情绪焦虑、易受激惹，导致内向外攻击等极端行为。

（四）身体状态

面容消瘦、无躯体疾病。

（五）社会功能

“说话不打草稿”，常当众揭短，和其他服刑人员关系紧张。

（六）心理测试结果

COPA心理测试结果表明，吴某PD4（冲动鲁莽）、PD7（戒备心理）、PD9（自卑感）显示高分特征。表明其性格冲动，不计后果，不轻易相信他人，自卑感强烈。

（七）主要问题

1.案情经过：2009年12月1日凌晨4时许，吴某在监舍内上吊自杀未遂，被集训处理。监狱领导责成服刑指导办公室迅速介入，对吴某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2.主诉：对被调监区不服，夜半自杀未遂。

3.自诉：“9月20号那天，我还是监督岗，管储藏室，服刑人员向某的一只棉鞋不见了，找我要。我没有拿他的鞋，况且拿一只鞋有什么用，我家里穷，也没办法赔。”    “我反复向他解释。他不听。三天后邀了两个同改一起将我堵在储藏室，卡我脖子，打我的胸，我对其他服刑人员大喊，说你们都看到了，他们打人，结果没人肯帮我。后来民警过来了，先找我了解情况，又喊向某他们。他们出来的时候有说有笑，我觉得民警没说他们，心里那个气，冲上去用锁砸伤了向某头部，被关禁闭。”

“禁闭回来后，我想靠自己劳动抢当季表扬，但我的位置靠车间大门，其他服刑人员出出进进总不关门，将线吹得乱跑，一两个小时没出一件活，我心里就很烦，忍不住就骂了起来，也根本没留心骂的是谁，没想到恰好是向某在门口。”

“收工时民警从向某身上搜出了铁尺，向某说是为了防我。当晚民警就将我调到了一分监区。错在向某，凭什么让我调动？本来我没钱，就减不了刑，劳动产品都私下换吃的了，现在我好不容易有两个表扬，调到陌生环境，劳动要重新熟悉，拿表扬更难了，我想到半夜四五点了睡不着，就拿皮带在铺位上上吊。”

综合其无身体疾病史、无精神病家族史、其心理和行为表现，排除精神病。根据其心理测试结果、成长史及狱中一贯表现，其非理性认知严重阻碍其改造进程：一是以自我为中心，觉得民警处理须以其意志为转移，否则便是不公；二是自卑感强，存在“人穷不能减刑”的错误思维；三是情感冷漠，与家人多年未联系，一切无所谓；经济困难伴其成长史，在遭遇“调动”应激事件时，寻求负性情绪的极端宣泄。

为此，制定如下咨询目标：

（一）近期目标

1、纠正非理性思维，打消自杀念头；

2、消除敌对情绪，认知处理方式偏激对自身危害，学会合理宣泄。

（二）长期目标

重建心理支持系统，发展其与民警、同改、亲人之间有效人际关系，修复并改善吴某因自卑导致过度自尊的恶劣心境，提升心理健康水平。

咨询过程：

（一）建立良好咨询关系，运用宣泄及认识领悟疗法，助其认清非理性思维，消除敌对情绪。

2009年12月15日首次咨询，我利用尊重、共情等技术，在建立良好咨询关系基础上，鼓励其宣泄负性情绪，充分自我暴露，同时对其“搞点吃的东西就是帮助”的要求和简单认知予以说明：咨询师前来，是对其进行心理层面的帮助。

引导吴某反思“砸锁”事件，明明他是受害者，为什么到后来却成了施暴者？认识到民警处理结果当时并未公布，其是因为内心对民警不够信任，才将“向某等从办公室出来有说有笑”理解成“民警处理不公”，导致朝向某砸锁的过激行为。

关于其自杀问题，对监区在其和向某两人之间必走其一的选择上，引导其换位思考：假如其是民警，一个是他余刑还有五年，一个是向某余刑不到一年，两人到新监区因为工种不同，都要重新学艺。但向某因为余刑不长，几乎是刚熟悉工艺就面临满刑，新监区又要安排人来接替岗位，生产进度又受影响，在这种情形下，新监区是愿意接收他还是愿意接收向某？再者，其对减刑有很高的期望值，但向某的过度自卫，使其连基本人身安全都难以保障，其能一心奔减刑吗？吴某惊愕地连说了几声没想到，意识到其认知的非理性与盲区，接受了咨询师“将其调监区不是处理他，整他，而是保护他”的错误观点。对监区的敌对情绪因此消除。

针对吴某在两次事件中暴露出来的处理方式极端问题，干预结束前，我建议其运用倾诉法、转移法、做运动或是“一三十”（退后一步、深呼吸三下、从1数到10）方法制怒。

（二）运用认知行为疗法，消除朱某“人穷不能减刑”的非理性思维，树立改造信心。

2010年春节过后第二次咨询。咨询前得知，监狱下发新规定，服刑人员禁闭后此前表扬将归零。由于吴某违纪在新规执行时间之前，新调入监区告知其考核按老规矩办。其对此很是感激。

咨询时吴某抱怨监狱对特困犯补助“只是一箱方便面”，“看别人吃香的喝辣的，自己穷得只差没饭吃。”对物质极度渴望的同时，他抱怨 “自己穷，没钱打点，减不了刑，就是报上去也会被关系犯换下来”。

我向吴某介绍原四监区服刑人员孔某（偷盗电缆，十年，离异，服刑期间无会见）减刑五次的真实事例，在布置“思考孔某为什么能减刑”的作业后，结束了此次咨询。

第三次心理咨询，检查咨询作业，吴某开始反省：孔某年纪比他大，身体和劳动能力都不如他，也穷，却减了五次刑，让他很佩服。通过对孔某案例的反省，吴某改变了“人穷不能减刑”的错误思维，之前的不良认知得到纠正。

运用激励疗法，我引导其意识到将“穷”挂在嘴边是一种消极心理暗示，鼓励其接受自我，“穷”的是钱，不是志气和自尊，吴某表示接受。向监区反馈时，我建议营造宽松氛围，鼓励并帮助其走出自卑阴影。

2010年7月，吴某获二季度表扬奖励。至此，其累计已获三个表扬，离四个表扬呈报减刑的标准，只差一步之遥。

（三）运用来访者中心疗法，鼓励朱某重拾亲情。

2010年下半年，吴某表现时有反复，未获行政奖励。为助其向减刑冲刺，2011年2月，我对朱某进行了第四次跟踪干预。

运用来访者中心疗法，我祝贺他取得了三个表扬，朝减刑迈进了一大步，并将谈话朝亲情方向拓展。说他父母知道他减刑，一定很高兴。吴某神色黯淡，说和家人一直没来往。这多年“他们管不了我，我也不管他们”。

我引导吴某认识其父母都已年过七旬，体力差，路程又远，即使想来看也有心无力。吴某内心被触动，说父母怕是等不到自己回来那天了，想等减刑了再联系父母。

在此基础上，我建议吴某尝试各方面朝好处走，包括建立良好人际关系，与人相处注意说话方式，得理也要饶人。吴某表示会注意。

2011年8月，吴某获9个月减刑，这是其入狱8年来第一次减刑，其主动申请咨询报喜，由于八年未与家人联系，联系方式丢失，想请我帮忙告知其父母。

此后，我通过刑罚执行科辗转五六人，联系到现任司法所长专程到吴某家中走访反馈，得知其母已于2010年因病去世，父亲仍在老家务农，捎话让吴某争取减刑，争取父子俩能见一面。吴某得知消息后大哭一场，表示会不负希望，出狱后孝敬父亲，此后情绪平稳。

（一）改造表现评估

服管服教，劳动积极，2011年8月，吴某获9个月减刑，这是其入狱8年来第一次减刑。

（二）监区警官评估

与警官、同改能正常交流，基本能“管住嘴”，不再“经常喊穷”。

（三）吴某自我评估

2012年11月18日，我下监区开展团体心理辅导，此时吴某又拿了两个表扬，拜托监区民警找到我，并请我到其所在监区，当面感谢。“不是陈老师您一直关心我，开导我，鼓励我，我从来就没想到自己也会减刑！我知道自己身上还有很多问题，我愿意改！您帮我联系上了家里人，让我重新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这辈子我都不会忘记！”

（四）心理咨询师评估

两年多来的六次跟踪咨询，吴某认识到自身性格缺陷及其非理性认知和亲情遗失，是其减刑路上的暗礁。其对民警的敌对心理消除，能理性对待贫困，重拾亲情，重塑改造信心，克服性格缺陷，学会心理调适，最终走向积极改造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