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某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即申请人）与某设备有限公司（即被申请人）签订了《可调桨和轴系、齿轮箱合同》，在2014年1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又签订另一份合同《可调桨和轴系合同》。上述两份合同均对预付款，双方交货时间及地点，质保金等事项进行约定。其中预付款为合同总金额的10%，待货物交付后再支付合同总金额的85%，质保金在设备质保期（设备质量保证期为交船后一年）满后一个月支付，合同还约定申请人若未按规定期限完成本设备的交付，被申请人给予10天的宽限期，宽限期之后每逾期一天，申请人支付给被申请人本设备合同价款0.5％的违约金，最高超期违约金不超过总合同价格的5％。合同还约定任何一方提出变更或解除合同时，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更改协议。第一份合同签订后，因原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交付地点存在需要变更的客观事实，双方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对交货时间及地点重新达成了新的协议。两份合同签订后，申请人均已如约交付设备，但被申请人并未支付后续款项，现申请人提出仲裁请求，要求对方支付剩余货款和逾期付款利息。被申请人在收到仲裁通知后，提出反请求，认为对方仲裁已过诉讼时效，且对方先未按照合同交付设备，构成严重违约并造成损失，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

（一）本案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

（二）关于申请人在履行《可调桨和轴系、齿轮箱合同》的过程中是否构成延期交付违约，是否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

（三）关于申请人在履行《可调桨和轴系合同》的过程中是否构成延期交付违约，是否承担违约责任的问题

被申请人提出“申请人的仲裁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丧失胜诉权”，仲裁庭对此不予支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本案应当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第189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第195条还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申请人与被申请人2013年10月签订的《可调桨和轴系、齿轮箱合同》和2014年1月签订《可调桨和轴系合同》约定的货款支付方式都是实行分期履行，最后一期履行是质保期满后一月支付最后一笔货款（质金保）。根据《民法总则》第189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应以质保期满后的一个月为准。第一份合同的设备在2015年3月交付按照合同约定最后期限应该是2016年4月。第二份合同则是2016年8月为该合同最后一期履行期满。以2016年4月和2016年8月作为诉讼时效期间起算点到2018年9月申请人向仲裁庭提出仲裁申请，本案的诉讼时效期间尚未满三年，也未满民法通则规定的二年。且申请人于分别于2015年9月、2017年11月、2018年3月向被申请人发送企业询证函主张了自已的权利。根据《民法总则》第195条“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的规定，申请人的仲裁请求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期间，也没有丧失胜诉权。

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10月签订《可调桨和轴系、齿轮箱合同》后，申请人并没有按照原合同约定的2014年5月交货，但并不能认定申请人违约。首先，原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交付地点存在变更的客观事实。原合同约定的设备产品是交付给某船厂制造巡航救助船。某船厂存在经营不善，不能继续建造涉案船舶，此后该船舶转至某重工建造，该项目不能按原合同执行，需要对交货地点和交货时间重新约定。被申请人2014年9月发给申请人“关于救助船发货事宜”的邮件及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以XXXX破XX号文宣告某船厂破产的证据，证明了该项事实。其次，2014年9月双方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达成了新的协议，即制造救助船于2014年9月重新启动，交货地点由某船厂变更为某重工，被申请人先支付169万元货款后，申请人发货。该协议虽然是通过电子信函方式达成的，没有签署和盖章，仲裁庭认为该协议是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合意，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合法有效的。事实上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也是依此协议履行的。因此，仲裁庭认定申请人按照双方达成的新协议履行交货义务，不存在延期交货违约，也不应承担延期交货违约责任。

《可调桨和轴系合同》双方约定交货时间为2014年8月，而申请人实际交货的时间为2015年1月。该交货时间已远超过了合同约定的交货时间和宽限期。其次，延期交付的原因是申请人在设备制造生产的问题，无法按合同约定时间履行交货义务。申请人2014年8月回复被申请人催促交货函中，并没有提出先期抗辨权的问题，而清楚地表明是因设备生产制造的原因。第三，申请人不具备延期交货先履行抗辩权。《可调桨和轴系合同》第2条第3款约定，设备发货前（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发货时间传真通知及17％增值稅发票），被申请人支付给申请人本合同总额的85％。此约定表明，申请人要行使交货先履行抗辩权，只有在发出发货时间传真，开具增值税发票后，申请人才能取得先履行抗辨权。而申请人在合同约定的交货期之前，既没有发出发货时间传真，也没有开具增值税发票，因此，申请人延期交货是行使先履行抗辩权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第四，申请人并没有就变更交货时间与被申请人达成新的协议。申请人在仲裁申请和答辩中，均没有提供双方就交货时间变更达成新的协议的相关证据，仲裁庭认定交货时间应以《可调桨和轴系合同》约定为准，即2014年8月。申请人于2015年1月才履行交货，依照合同的约定，申请人己构成延期交货的违约，应承担合同总价的5％的违约金。

综上，裁决如下：（一）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可调桨和轴系、齿轮箱合同》项下质保金及逾期付款利息和支付《可调桨和轴系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货款及逾期付款利息；（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支付《可调桨和轴系合同》项下延期交货违约金，以该合同项下被申请人应支付给申请人的质保金冲抵；（三）本案本请求仲裁费由申请人承担40％，被申请人承担60％；本案反请求仲裁费由申请人承担70％，被申请人承担3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法总则>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的规定，本案应当适用三年诉讼时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188条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第189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同一债务分期履行的，诉讼时效期间自最后一期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第195条还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双方当事人于2013年10月签订的《可调桨和轴系、齿轮箱合同》和2014年1月签订的《可调桨和轴系合同》都约定了货款的支付方式为分期履行，最后一期履行是质保期满后一月支付最后一笔货款（质金保）。因此根据《民法总则》第189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点应以质保期满后的一个月为准。

合同的订立是基于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合意行为，是合同双方动态行为和静态协议的统一，它既包括缔约各方在达成协议之前接触和洽谈的整个动态过程，也包括双方达成合意、确定合同的各项之后所形成的静态协议，当然还包括双方根据合同所进行的履约过程。双方一旦签订合同就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相应义务，本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两份买卖合同，都对双方的交付方式、时间及违约责任进行了详细的约定。该案件的争论点在于交货是否延期构成违约，虽然涉案金额不大，案情并不复杂，但类似的案件却很多，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事人本身是否诚实并遵守信用，以及双方之间是否能积极有效地沟通。随着我国法律体系的健全，市场环境的改善，买方与卖方之间的生意往来日益频繁，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但是诚实信用原则一直都是维系交易双方的基石，也是市场合理合法运行的基础。

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更是民商事活动的重要基石。每一次成功的交易均需要主体间的诚实信用，对于仲裁员而言，更要充分把握和学习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在裁断案件的过程中当好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