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王某辉、被告于某于2006年2月14日登记结婚，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被告输卵管问题不能生育，之后被告切除了双侧输卵管。原、被告曾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做过几次试管婴儿治疗均未能成功怀孕。2012年4月9日，原、被告协议离婚。离婚后，原、被告仍想共同生育属于两人的子女，遂以夫妻名义到上海集爱遗传与不育诊疗中心，由原告王某辉提供精子继续进行试管婴儿治疗并成功。2013年2月17日，被告于某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生育一子王某，双方为王某的抚养发生纠纷，原告遂诉至法院。另查明，原告王某辉于2014年7月18日与付某再婚，并生育一子，后因双方相处不睦离婚。

从法律层面上，应认定原、被告所生之子王某系双方非婚生子女，适用婚姻法上的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原、被告均要求抚养王某，因被告于某现已切除输卵管，已无法正常怀孕生育，且又无其他子女，而原告与他人生育了子女，故而应优先考虑由于某抚养较为适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和《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三条的规定，灌南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8月1日作出民事判决：王某由被告于某负责抚养并随其生活。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未提出上诉。本案已生效。

1.本案中，夫妻虽已离婚，但是仍然进行试管婴儿，此试管婴儿是否适用婚姻法上的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此案例从争议焦点出发，逐个进行说理讲解。原、被告离婚后是否同居，从现有的证据上尚难以确定，但原、被告原是合法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曾做过几次试管婴儿的治疗均未果，离婚后，双方仍想生育属于双方的子女，以夫妻的名义到医院再次去做试管婴儿治疗，生育子女是双方共同的真实意愿，在此过程中也为生育子女相互付出，并生育王某，不能仅认为原告只是单纯的捐精者，亦不能认为王某与原告无任何法律关系。此外王某生下后不久一直由原告及其父母抚养，后因被告擅自带走而发生纠纷，说明原告也愿意尽作为父亲的责任，故而从法律层面上，应认定原、被告所生之子王某系双方非婚生子女，适用婚姻法上的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本案中，先确认了该“试管婴儿”的身份后，再适用婚姻法上的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来处理由谁抚养的问题，论理清晰明确。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若干具体意见》第3条：对两周岁以上未成年的子女，父方和母方均要求随其生活，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予优先考虑：已做绝育手术或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的；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的；子女随其生活，对子女成长有利，而另一方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其他严重疾病，或者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不宜与子女共同生活的。《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享有平等的监护权；父亲死亡、丧失行为能力或者其他情形不能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母亲的监护权任何人不得干涉；离婚时，女方因实施绝育手术或者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处理子女抚养问题，应在有利于子女权益的条件下，照顾女方的合理要求。本案中，因为被告身体情况特殊，法官从保护妇女权益的角度出发，判决婚生子归其母亲抚养。

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无法生育的夫妻间进行“试管婴儿”已不稀奇。离婚后双方仍以夫妻名义去医院做试管婴儿治疗，生育子女是双方共同的真实意愿，不能仅认为男方只是单纯的捐精者，亦不能认为试管婴儿与男方无任何无法律关系，从法律层面上，应认定该试管婴儿是双方非婚生子女，适用婚姻法上的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女方切除输卵管已无法正常怀孕生育，且又无其他子女，应优先考虑由女方抚养较为适宜，将试管婴儿的子女抚养权判给无法生育的一方，是一种人性关怀，也具有保护妇女权益的典型意义。当然，抚养权的具体归属并不影响男方探望权的行使和对子女的关爱，毕竟子女无论随哪方生活，还是双方的孩子。离婚双方要从关爱孩子的角度妥善处理好孩子的抚养、探视及相关问题。